第1306章 新郑新政(中)_大明元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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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06章 新郑新政(中)

  第1306章新郑新政(中

  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,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,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——晋商商帮,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,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。

 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、食盐、棉布、皮毛、人参(女真产)等贸易,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,又将牛羊、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,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,还有大量的铁器(包括军工)、船舶、水泥、香皂、瓷器等。

 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、食盐、棉布、瓷器、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,其余如丝、绸、绢、帛(有区别)生产、织造(成衣鞋帽加工业)、印染、纸张制造与印刷(书籍)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。

 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,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?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,南方商人不好说服?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?

 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,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。

  此前已经说了,商税要不要缴纳、如何缴纳等问题,不是没有学者、高官讨论,事实上讨论非常多,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。

 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,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,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。

  支持“关市不征”的有邱濬等人,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。

 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,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,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,拥护“关市不征”。

  他自相矛盾吗?那倒不是,因为他认为古代对“市肆”采取租税制度是“抑商之政”,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“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,故立法以抑之,非有所利也”。

  意思是说,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,部分的征税也是以“抑商”为目的,并非为了获利。而“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,非古人意矣”。因此,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,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——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。

 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,邱濬的“关市不征”并非是彻底的、完全的不征。

 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,邱濬曾说“民种五谷,已纳租税,无可再赋之理。非他竹木牲畜比也。竹木牲畜之类,原无征算,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,官可税之。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,而关市又征其税,岂非重哉?此不独非王政,亦非天理也”。

 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“不征”,而是不能“全征”,这里头要有区分。比如说粮食,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,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,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,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,不仅是不合理的,甚至是不道德的。

 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,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“重复征税”,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,甚至最好能免税。

 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,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,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,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。

 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?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,更偏向于“道德实学”的王夫之(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)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。他认为“商贾者,于小人之类为巧,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……夷狄资商贾之利,商贾恃夷狄而骄,而人道几于永灭”;“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”。

 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,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“困辱商人”的观点,并认为“商贾者,王者之所必抑制”。

  不过呢,他又承认商贾是经济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每个人(包括商人)都有缴纳赋税的义务,“不论客户、土著、佃耕、自耕、工商、游食,一令稍有输将,以供王民之职”。

  在这里,王夫之抛弃了传统的农业单一税的思想,坚持商税是正当的财政收入,不仅应当纳税,而且一些“不劳而多获”的商品还应当缴纳更重的赋税。

  他还强调国家军队的支出应由商税中来。比如他曾在《噩梦》中说:“且如周制,兵车之赋出于商贾,盖车乘、马牛,本商之所取利,而皮革、金钱、丝麻、竹木、翎毛、布絮之类,皆贾之所操,是军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费,应责之於商贾也无疑。”

  除了王夫之外,还有马卿也从重农抑商的角度解释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,他称:“及照我国家钞关之设,非直征税出入,以足国用,实欲抑彼逐末,而归之农,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,贵五谷而贱金玉之意,诚良法也,故市廛之征,王法不废”。

  根据当时国库空虚的情况,又认为征收商税“可以济公用而宽民力”。他又说道:“今前银支费巳尽,高墙之供决不可缺,而民力巳竭,实为不堪,夫征商之余利,与浚民之脂膏,利害相去远矣。”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释。

  随后,又建议“且天下商贩往来南北者,皆经临清等处征税,何独循淮而西之商经正阳者,乃得不税,亦为不均”,以均商税为理由,开设正阳税关。

  把他两位这样具备代表性的理念和观点这么一摆,就能看出高务实的态度在时人看来有多么“扭曲”了——高务实既主张提高商人地位,不能抑商,但偏偏他又坚持认为商人应该缴纳商税。

  在常人看来,你既然要重商,那就应该给予商人良好的从商环境,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从商环境,当然就是不必缴税。你一边提重商,一边要商人缴税,你是精神分裂吗?

  高务实当然没有精神分裂,他只是“求实务实”——这种事情光从理论上分析没有用,你得能实际推行才成,而现在的实际是什么样的?

  首先,商税不收是不行的,一个瘸子要跑赢双腿健全的人,那他受力的那条腿该有多发达?大明现在就是个瘸子,单靠那点农税支持,然而大明的农民虽然放眼全球来说的确是挺强,可再强也受不了这样的盘剥,久而久之这条腿迟早也得废掉。

  其次,商税的征收是为了给国家缓解压力,而不是把国家搞垮。如果真的全面纳税、税率一致,那卖粮食的能和卖技术的(印染、织造、造纸等)比利润吗,卖棉布的能和卖丝绸的比利润吗,卖竹木的能和卖瓷器的比利润吗?显然不能比。

  不能比,问题就来了。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,除了高务实自家的京华系之外,大部分都应该归纳为“原材料买卖”,顶多是“粗加工行业”。这种生意一般有两个特点:其一是大宗,其二是产品附加值低。

  南方商人则不同,他们从事的要么是高附加值产业,如丝绸绢帛、瓷器、造纸;要么是“精加工产业”,如印染、织造、印刷乃至于制笔等。简单的说,就是“单位效益”都很高,产品的附加值很高,哪怕是小宗贸易,其涉及的金额也不小。

  如此一来,倘若按照大明过去的征税方式搞一刀切,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干脆别做了,因为他的利润在扣除税金之后搞不好得变成负数。

  因此原因,实学派方面在此前推行的商税中,把这些东西做出了一个还不算特别详细的划分。

  简单的说,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税,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税率是要远高于北方商人的,“北方商人”中只有极少数被课以重税——比如京华就有不少,如水泥、香皂等都是重税,要不然高务实也不至于每年缴纳一百七十多万两税银了。

  然而京华有其特殊性,一贯都被人用一种“例外论”来看待,所以不具备真正的代表性。在外界眼中,目前实学派所推行的商税,就是典型的“北轻南重”——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低,南方商人缴税的税率很重。

  其实这东西要真看绝对值的话,北方属于“极轻”,但南方也并不重。

  为什么?北方的平均商税(除掉京华)大概只有百一百二(1%、2%),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(5%),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,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,临近省份如江西、湖广、福建等都没有推行,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。

  5%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?当然不能,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。有句话叫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,在南方商人眼中,这事很简单: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,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?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?

  当然不好欺负了,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!

 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,“道统”是一方面,利益则是另一方面。

 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,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,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,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“趁机偷袭”。

  趁机趁机,首先得有机会才行,那么现在有吗?

  有。

 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,这就是机会。

  本来,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,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,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。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,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,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,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,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——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,你拒绝?

 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,这个机会错过了,将来只怕更难搞。

 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,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,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。

 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,他只是沉吟着,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。

 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,程文很清楚,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,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,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,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,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。

 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,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“金主”们的利益。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,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,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——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,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?

  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“前车之鉴”,程文觉得申时行对于商税方面的事情肯定会越发小心,也越发坚决的反对。

  程文叹了口气,小声问道:“倘若元辅执意不允,司徒打算就此与心学派打一场‘商税议’么?”

  “商税议”这个说法,明显是对比“大礼议”去的。高务实当然听得出来,这是程文在强调这件事的影响之巨大,搞不好会和嘉靖朝的大礼议一般波及全国,无数高官要员为此起起落落。

  高务实也知道程文这话并不是虚言恐吓,大礼议之所以影响巨大,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割裂了群臣,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显的政治撕裂事件,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综合较量、惨烈厮杀。

  “商税议”会有媲美“大礼议”的影响吗?很可能会有,因为一旦申时行与王锡爵选择强硬反对,那么自高拱秉政至今的政治格局就会彻底打破。

  实学派与心学派的斗争将再也不会如此前那样,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底线,在底线之上互相试探、争取。一旦这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掉,双方便只能抄家伙上阵,短兵相接,除非一方倒下,否则战争根本难以停止了。

  然而,作为实学派重臣之一的程文很清楚,皇帝现在恐怕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,他现在只想筹钱开藩禁,然后轻装上阵,积累进攻残元所需的物资、钱帛,完成二祖列宗的遗愿,中兴大明。

  如果能完成这一伟业,或许将来皇帝的庙号将会是“明圣宗”,甚至可能是“明圣祖”!

  圣!

  何以为圣?

  《谥法》中说:扬善赋简曰圣;敬宾厚礼曰圣;虚己从谏曰圣;敬祀亨礼曰圣;行道化民曰圣;穷理尽性曰圣;穷神知化曰圣;通达先知曰圣;大而化之曰圣;博施济众曰圣;极深研几曰圣;能听善谋曰圣;裁成天地曰圣;睿智天纵曰圣;百姓与能曰圣;备物成器曰圣;备道全美曰圣;神化难名曰圣。

  简单的说,就是完美!

  “圣祖”这一庙号创始于唐朝,为唐玄宗李隆基专为祖先老子李耳所创设,后来成为历代皇帝专门追封自己家族中极具圣德的祖先。而在后来,冠以“圣”字庙号的皇帝,通常都是有着“再定乾坤”之伟业者。

  彻底覆灭残元,征服大明二百年之死敌,混一寰宇,再立新天,这样的皇帝难道当不得一个“圣”字庙号吗?

  反过来,有这样的“前途”摆在面前,今上能容许此时此刻出现一场如大礼议一般的群臣割裂吗?程文很是怀疑。

  但高务实的脸色很平静,只道:“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改革旧制从来不会是一番坦途,无论前路是鹿砦拒马,亦或万丈深渊,吾辈只以天下为念。义之所在,虽千万人吾往矣。”

  程文叹了口气,干脆点明主旨:“若皇上不愿于此刻见我两派纷争,则何如?”

  “那便说服皇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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