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63章 道统之争(上)_大明元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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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163章 道统之争(上)

  第1163章道统之争(上

  派系大了,地位高了,一些事就没有那么容易快速做出反应。就如同此次潘晟突然选择站队心学派,实学派的反应就不算太快,直到半个月之后的重阳节,许国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再一次开会。

  中国自古有尊老的传统,不过此时的重阳日还不仅仅是尊老,更有一项传承千年的活动,便是登高。

  在京的实学大佬们则在前几日得了见心斋送来的请帖,请帖都是统一制式的,上书:“九月九日,登高萸觞。香山白玉,静候莅临。”

  “香山白玉”是近年来被好事之人称为“神京新景之最”的一处景致。这地方对外人来说颇为神秘,但对高务实而言就司空见惯了,因为说的就是他位于香山脚下的见心斋白玉楼别院。

  许国许次辅召集实学派在京官员“私下”会晤,最后却选址在了白玉楼,这里头说明了什么事,本身就很引人遐思。

  有些人认为,这是许次辅驾驭不住如此庞大派系的体现,所以才最终不得不求诸于掌握了实学派三位党魁所留“遗产”的高务实。

  有些人则认为,许次辅这样做,其实也是和当初郭朴、张四维一样,不得不依靠高务实手中的“高党嫡系”,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表现出他已经取得了高务实的支持。

  又有一些人认为,取得高务实支持只是表面现象,实际上“重阳大会”选定于白玉楼,说明的是高务实已经完成了实学派内部的“篡权”——现在的许次辅其实已经控制不了庞大的实学派,实学派的大权已经转移到了高务实手中,许次辅不过挂名而已。

  甚至还有阴谋论者信誓旦旦的表示,白玉楼“重阳大会”是高务实定下来的,许次辅乃是被迫答应,搞不好这就是一场实学派内部权力斗争爆发的大会,高务实一定会想办法在这次大会中取得实学派的实际控制权,以侍郎之身力压次辅。

  高务实本人也听高陌转述了神京官场的这种种传言,只不过他对此根本不屑一顾。

  力压次辅?

  我为什么要压他?许次辅是我的敌人吗?

  显然不是。

  他是我高某人的师兄,是现在实学派的招牌门脸,我力压他做什么?吃饱了撑的?

  是,许师兄这个人,论个人风格,的确不像前三位实学派首辅那样分明。

  他不像高拱那样锐意进取,凡事只要认定,永远都敢为天下先;他不像郭朴那样仁厚,对皇帝忠心,对同僚诚心,对下属关心;他也不像张四维那样外柔内刚,看似好说话,实际上你忤逆他一下试试?回头就给你好看。

  许国这个人,正是典型的儒家官员。他有理想,但不追求唯我独尊,对于一些简单好办的事,他表现得很热烈。对于一些比较麻烦、很难判定影响的大事,他则有些犹豫,更倾向于暂时妥协,以图后效,避免在他主政时激化冲突。

  具体到这次潘晟事件,许国在听了高务实的分析之后,就倾向于保守——也就是静观其变,暂不应对。

  他的理由是,潘晟以前虽然相对而言略微倾向于实学派,但那是有前提的,前提就是首辅为实学派之人。而且潘晟也只是略微倾向,他至始至终都不算是实学派的人,而是个中立派。

  如今,虽然潘晟倒向了心学派,但只要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:那又如何呢?实学派本身的力量没有受损。

  许国认为,在实学派三位首辅接连当政的时代过去之后,眼下不管大家愿意不愿意,实际上都已经进入了心学派为首辅的新时代。在这个新的大局之下,实学派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确保派系内部的团结,确保整个实学派官员仍能坚定信念,继续以推进改革为目的,而不是陷入党争,忘记了昔日高文正公再三强调的“一切为了做事”。

  然而很可惜,高务实只承认他的想法足够崇高,却不看好这样做的前途。

  高务实一贯认为,派系斗争的本质就是战争,而且是不得不应战的战争。

  派系斗争和他操控和平“演变”土默特、拉拢勋贵放弃“土地财富”而转为“海洋财富”等等事情都完全不同。

  后者都是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,因为它们不涉及什么政治理想,涉及的只有利益,或者说利益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理想。

  派系斗争就不同了。实学派也好,心学派也罢,按理说都是儒家,算起来甚至都还批着理学的皮,可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偏偏是不可调和的。

  在中国学术界,关于实学的性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。而在中国思想史上,实学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。

  中国所谓实学,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,是一个内容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概念。它既包括有元气实体哲学,道德实践之学,又有经世实学和实测实学,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等。”

  实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?高务实以为可以归结为三点,即“崇实黜虚”、“实事求是”和“经世致用”,这三点构成了实学的精神内核。

  儒家文化中的实学精神,其源头还可以再向上追溯,如陆九渊所说:“人无不知爱亲敬兄……此唐虞三代之实学。”从儒家整理、修订的古代经典中,可以看到实学精神是如何逐步发展起来的。

  如高务实的本经《易经·泰》六四就说:“翩翩不富,以其邻,不戒以孚。”《象》曰:“翩翩不富,皆失实也。不戒以孚,中心愿也。”泰卦六四的爻辞是说家中本不富裕,但偏要向邻居吹嘘、炫耀,这是一种“失实”的心态,应当引以为戒。

  类似“尚实反虚”的思想,在三代的历史文献中还有许多,当时虽没有实学这样一个词汇,但是日后实学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却于此时正在凝聚生成。

  春秋战国是中国的“轴心时代”,传统宗教的瓦解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精神空白,致使诸子百家蜂拥而起,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。

 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,正是先秦诸子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,由孔子揭橥的“崇实黜虚”的精神方向,奠定了中国实学文化的基础。

 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凡是对于不能实证的东西,孔子都给予存疑的回答。面对古代宗教所遗留的庞大遗产,最虚幻的东西的就是彼岸世界了,于是“季路问事鬼神。子曰:“‘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?”敢问死?’曰:“‘未知生,焉知死?’”

  孔子虽然没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的存在,但是他强调自己治学的重心在于“知生”、“事人”。因此在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上,孔子主张“务民之义,敬鬼神而远之。”也就是说,精明的统治者虽然尊敬鬼神,但要与鬼神保持距离,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世界中。

  儒家哲学的入世倾向,是“崇实黜虚”精神的必然结果。在探讨现实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,孔子所倡导的也一种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。

  他说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求学应当具备客观的态度,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像替代实际的学习。

  子曰:“我非生而知之者,好古,敏以求之者也。”孔子学习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,将学习当成一种智者的游戏。

  先秦诸子与古希腊哲人的重要区别在于: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力不是形而上的兴趣,而是生逢乱世,救国救民的忧患。所以孔子一向强调“学以致用”。

  例如他要求学生学习《诗经》,他说: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。”“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”学习《诗经》意义重大,甚至到了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”的地步。

  但是,学习《诗经》绝不是仅仅为了个人的欣赏或消遣。孔子指出:“诵《诗》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于四方,不能专对。虽多,亦奚以为?”

  即使把《诗经》背诵得非常准确,但是授予政权不会行使,派往列国担任使者,在谈判的时候不会对答,那学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?所以孔子特别强调“学以致用”,他说:“君子学以致其道。”

  实学精神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基本倾向,而且具有普世性的价值,这可以从儒学几千年的发展中得到证明。

  从西汉到东汉,儒生们过度开发了儒学内部外在超越性的思想资源,致使社会上出现了“虚饰浮夸”的学术空气。今文经学离题万里的“微言大义”,古文经学日趋繁琐的“训诂考据”,都背离了儒学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。

  东汉王充一部《论衡》,就是针对社会虚浮弊病发出的战斗檄文,“实”与“虚”可以说是全书出现频度最高的关键词。王充还对社会上所以会产生这样多虚浮之词的原因进行了分析,根子就在于迷信儒家圣贤留下的所谓经典。

  他说:“世信虚妄之书,以为载于竹帛上者,皆贤圣所传,无不然之事,故信而是之,讽而读之。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,则并谓短书,不可信用。”

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高务实在检索经史子集文献时,发现最早将“实”与“学”两个概念连用的也是王充。

  他说:“韩子非儒,谓之无益有损,盖谓俗儒无行操,举措不重礼,以儒名而俗行,以实学而伪说,贪官尊荣,故不足贵。”

  当然这里所使用的“实学”概念与宋明以后学者的用法还有区别,此处的“学”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。但是谁都知道,汉语的语法是不严谨的,各种词性可以相互转换,后世的实学就是从这些词汇中发展而来。

  王充偶然用到实学一词,一方面说明当时实学还属于儒学的一种精神倾向,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流派;另一方面王充力辟经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“虚妄不实”的错误,也就是在开拓实学。

 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,是中国佛教、道教发展的高峰时期,儒学发展相对停滞。宋明理学要恢复圣王的“道统”,必须重新振奋儒家原有的实学文化,故又一次在思想界掀起了“崇实黜虚”的文化潮流。

  宋初儒生胡瑗首先举起“明体达用”的旗帜,反对社会上“尚声律浮华之词”的不良学风,后来被黄宗羲称为“笃实之学”。

  以后,张载主张“太虚者,天之实也。万物取足于太虚,人亦出于太虚。”“惟太虚无动摇,故为至实。”他以“太虚即气”的元气本体论思想,反对佛老宗教思想中的空无。

  二程则说:“夫诚者,实而已矣。实有是理,故实有是物;实有是物,故实有是用;实有是用,故实有是心;实有是心,故实有是事。”他们把万物的规律看成天地间的实理,以此反对佛老超自然、超人间的宗教学说。

  朱熹发挥二程的“实理论”思想,指出:“吾儒万理皆实,释氏万理皆虚。”一时间“崇实黜虚”成为宋明思想界的主要话题,“实学”一词频频见诸于当时思想家的著作中。

  当时思想家所反对的“虚”就是佛老,这一点并没有疑义,但是要倡导什么样的“实”,各家的见解并不统一。

  高务实觉得,程朱陆王注重对儒家内在超越精神的发展,注重本体论的研究和心性道德的修养,所以他们的实学可以称为“道德实学”。

  而王安石、李觏、陈亮、叶适、王廷相(注:大家注意一下这位,他对高拱的实学理论和实践影响很大,一般看法都认为高拱就是王廷相经世实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)等人则侧重于儒家的事功思想,他们的实学可以称为“经世实学”。

  高务实对于“道德实学”是没有太多好感的,他从穿越以来一直都认为“只有实学可以救大明”,这里的“实学”其实指的就是“经世实学”,也就是高拱传承自王廷相的实学。

  可是,“经世实学”怎么就和陆王心学严重对立,以至于高务实认为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了呢?——

  PS:这一章讲实学尤其是经世实学的本质,可能又要被认为我水字数了,但我今天动笔前想了足足一个小时,还是认为这一章非有不可。

  本书的核心,从始至终就不是装逼打脸之类的事,这一点诸位能看到今天的读者应该都可以感觉出来。“经世实学改革”才是本书剧情推动的根本内核,因此我必须找一个节点把实学精神说明白,把它与晚明时期的陆王心学“道统之争”的根由说明白,否则全书的所有内容就都成了空中楼阁——书中这些人为什么要争?

  因此,不仅这一章,连带下一章我也还要把陆王心学的相关问题讲一讲,然后双方对比一下,解释一下高务实的做法根源。不过整个“水字数”的篇幅就是今、明两章,后续我就不会集中讲述了。

  对于“不爱看理论”的朋友,今天这章我忘了提前说明,非常抱歉,但明天的一章您可以不订阅,直接跳到后天的实学派高层会晤,对于“直接剧情”影响应该不会太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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